第五，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目前仓促满足能源高需求的方式。由于缺乏有效的能源预测和规划，面对能源高需求增长，政府无法从容应对。从2002年6月到 2006年6月，中国经历了严重的电力短缺。为了消除电力短缺，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电力产能。然而，这种做法有很大风险。现在看来，由于没有预测到这次电力需求高峰，为急于满足电力需求，对电厂建设所应当考虑的环境问题可能无法进行充分适当的评估。如果一个本来不该建的电厂却建了，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长达30年到50年，甚至更久。

　　第六，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很担心巨大的人口总量对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影响，最近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更加重了这种担忧。然而，为了维持低的能源成本，未来能源消耗仍将以煤为主。过去20多年的年均煤炭消耗量大致是12亿吨，今后的年平均煤炭消耗量至少是24亿吨。2005年70%的烟尘、90%的二氧化硫、67%的氮氧化物和7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来自燃煤。虽然双倍的煤耗不等于双倍排放，但是如何减排?国家环保局说，2006年是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一年。那么，2007年呢?

　　第七，在重工化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护环境相当困难，尤其是在能源价格不能充分体现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的情况下。历史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无节制地利用当时低廉的能源，大量排污积累的结果是耗费巨大的环境治理成本。近年高能耗增长给中国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由重工化发展支撑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能源利用虽然使中国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却也快速地恶化了生态环境。物质生活如果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还能舒适吗?

　　第八，能源和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日益增大，直接威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2006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发布的世界环境质量“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体会到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实际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体会，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积累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可能是无法估计的。因此，环境污染影响常常被低估。

　　第九，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由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对环境需求也就不同。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可以“在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污染产品，在高收入国家消费这些产品”。目前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关系基本如此。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还远离可以把高污染产品转向其它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到了“可转”水平， 以那时中国的需求量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规模，有可能无处可转。因而，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经济较高增长难以抵消现实的环境破坏。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