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公务员考试试题申论热点:“事难办”调查(2)

　　救命电话插播广告 政风热线自编自演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以市长热线为代表的公共服务热线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成为党政机关了解社会动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解决群众困难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全国开设了各种公共服务热线电话，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部门间条块分割，热线“泛滥成灾”。

　　海南省临高县多个机关设有信访举报电话，还有党风室举报电话、效能室举报电话等热线。这其中，党风室、效能室为县纪委的下设处室。但当记者在县纪委询问党风室和效能室的举报电话时，在场三名干部无一能报出号码。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公共服务热线发展迅猛，全国性常用热线号码已达数十个。如：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12369环保投诉热线、12316“三农”热线、12348法律援助热线等。此外，还有自来水、供电、燃气等部门的报修服务电话。各地自行开设的各种公共服务热线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

　　除少数民生热线外，大部分热线都不为群众所知。半月谈记者在江苏、安徽、海南等地随机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公共服务热线无人知晓。公共服务热线名目繁杂，不仅没有达到设立的初衷，一定程度上反而给群众造成了杂乱无章、无所适从的感觉。

　　据记者采访观察和亲身体验，服务热线主要存在四种乱象。

　　乱象一：救命热线插广告，接听等待考验耐心。今年5月21日，湖北省南漳县被曝出“救命电话插播广告”。接通120电话后，“3G新时代，小说看得痛快……”的语音广告长达60秒。南漳县人民医院的解释却更让人心惊，“事发5天前电信公司机房升级改造，致使当地120电话有4天不能正常运行，21日9时左右恢复正常后，即被挂上电信部门广告。”当地电信部门随后解释这是误挂。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热线在拨打过程中的等待时间、按键次数等都超过了常人的忍耐限度，有群众调侃：“民生热线是用来锻炼老百姓耐力和心理素质的。”

　　乱象二：工作人员素质低，救助热线少人理。在记者拨打哈尔滨市公交管理处电话，反映有公交车没有手续非法运营时，公交管理处说交通局有专门的投诉热线，“我们不负责受理投诉”。随后记者拨打交通局的投诉电话，然而接线人员置投诉的问题于不顾，一直纠缠于记者的身份与主管单位。

　　记者拨打了海南、山东、安徽等省的10多个政府热线电话发现，越是行政级别低、使用频率低的部门电话，如县级的国税热线、法律援助热线，电话无人接、服务态度差的现象就越严重。

　　乱象三：政风热线“自编自演”，请来“托儿”糊弄群众。近年来，不少地方与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开通了直播的政风热线，欲借助舆论压力，倒逼相关部门为群众办实事。然而一些干部向记者反映，很多地方的政风热线都是找“托儿”，接热线的干部事先与其通气，把准备好的问题分配给不同的人反复拨打。如此弄虚作假，就是为了让接热线的领导干部能轻松应对，而真正反映问题的群众却打不进电话。

　　湖北、安徽等地数家广播电台的政风热线主持人介绍，一些到电台接听热线的地方领导干部，会找人打招呼，一方面是让接线员把问题尖锐的电话事先过滤，另一方面就是找好“托儿”，貌似现场解决问题，实则是糊弄群众，“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一位政风热线主持人说，“不给面子都不行，有的单位还找上级部门来打招呼。”

　　乱象四：政府热线成“安慰剂”，群众投诉泥牛入海。记者曾于去年11月21日致电北京市市民热线12345，反映西城区一条断头路10年未安装路灯的问题。记者交代了摸黑路的详细地址，12345转给95598电力服务热线，也交代了详细地址。当天晚上10时，95598告诉记者，“按照规定，反映缺少路灯的问题，需要写信给北京市路灯管理中心反映情况。”

　　对此，记者向95598表示，无法理解互联网信息时代还一定要写信邮寄反映情况的规定。当记者询问“写信邮寄反映情况”的规定何时出台，又是哪个部门的规定时，接线员回复称“我也不清楚”。经过记者多次交涉，一直到今年6月初，该断头路的路灯安装问题才开始解决。

　　陕西省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当前“重接听、轻解决”已成为政府热线的大弊病，很多受访群众也认同这一说法。

　　火爆风格渐失 “电视问政”变味

　　在武汉“电视问政”的一期节目上，群众反映市内一个公交站台与轿车停车位“打架”的问题，一年多没解决。主持人问在现场的市交委会主任彭俊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李顺年：“是移走公交车站，还是移走停车位?两位领导要不现场商量商量?”这让李顺年满头大汗，当场答应移走停车位。踢了一年多“皮球”的事情，在节目现场几分钟就解决了。

　　近年来，武汉、南京等地探索“电视问政”，增进了干部和群众的沟通，推动了一些市政难题的解决，一度引发多地学习热潮。但记者采访发现，有的地方“电视问政”正悄然变味，火爆风格渐失，或不直播，或无问责，甚至成了官员“炫耀政绩”的平台。

　　一是直播变录播，干部自行减压。“部门领导都认为‘电视问政’压力太大，尤其是问政时排名靠后的部门领导压力更大，所以一直是录播，不敢直播”。武汉市一名区委宣传部长告诉记者，这个区也在开展“电视问政”，为避免领导尴尬，一年只搞一次，而且用录播取代直播。

　　记者了解到，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地方虽开办了“电视问政”栏目，但目前均没采取直播的方式。甚至在全国“电视问政”栏目中比较有名气的湖南郴州和湖北襄阳，也没有采取直播方式。

　　“直播不一定是好的方式，但一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电视问政”好是直播，只有让干部流汗，才能取得实效。

　　二是表扬弱化监督，电视问政走偏。“批评多了让台上的领导坐不住，所以问政节目不能搞成纯批评的，也要表扬。”采访中一名干部这样说。正因为多地干部有这种想法，很多“电视问政”栏目表扬、弱化监督，有的甚至成了地方领导炫耀政绩的平台。

　　湖北某市一名干部向记者透露，该市“电视问政”期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第二期反映“发展环境”。节目播出后反响巨大，群众热情高涨，但突然被叫停，“我们现在搞‘理性问政’，主要是怕领导面子上过不去”。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中部一地级市的一期“电视问政”节目中，市发改委党组书记当场读稿子，其他几名政府官员也是宣读材料。被问政官员说政绩摆官样，群众评委也不敢表态，只有两名群众稍稍晃了一下“NO”的牌子，还不敢高高举起。

　　三是敏感内容被删减，问政难见实效。2012年8月，湖北某市为落实责任、强农惠农，搞了声势浩大的“电视问政”电视网络直播节目。但记者日前在其电视台官网上，已找不到跟“电视问政”有关的字眼或视频，在市政府官网上也未见相关内容。

　　在湖南某市电视台官网电视问政专栏下，近80期节目中只有3期是“电视问政”节目内容，记者试图打开，但电脑显示无法播放。

　　记者随后登录许多开展“电视问政”地方的政府和电视台官网，发现视频中一些尖锐的部分被删节，还有一些视频干脆被删掉。

　　曾经轰轰烈烈的“电视问政”，在部分地方变形走样，即便在一些开展较好的地方，缺乏有效问责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2年3月，武汉出现违法填湖现象，百姓反响强烈，湖泊保护成为“电视问政”的十大问题之一。在问政现场，一名副市长和湖泊管理局领导都冒了汗，表示要采取措施严肃查处。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一名群众在年终的“电视问政”现场尖锐指出：“你们一直让老百姓发现填湖就举报，举报后又没人管，这完全是‘忽悠’我们。”

　　今年6月初，武汉市湖泊管理局发布了今年以来湖泊保护执法情况，经查实有20起填占湖泊违法案件，全部立案查处。对此，百姓表示欢迎，同时也质疑：既然在新城区开发建设和市政工程中都存在违法填湖问题，但为何没有干部被问责?

　　湖南郴州2012年后一期“电视问政”节目，关注了临毛公路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的问题，而该问题此前问政栏目已经曝光过。

　　一直在武汉“电视问政”节目中担任点评嘉宾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说：“‘电视问政’的目的就是要治庸问责、奖优罚劣，‘电视问政’不是报告会、汇报会、演讲会，而应是交流会、督察会、问责会。”

　　缺乏有效问责使一些干部在被问政时回避尖锐问题，群众不满意也无可奈何，长此以往，“电视问政”难免背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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