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河南公务员面试热点:慈善捐赠连降(2)

　　捐赠连降倒逼公益慈善转型升级

　　全国接收捐赠总额连续两年减少，一方面意味着人们的捐赠热情正在减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弱者所能得到的帮助日益减少。相比经济总量、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捐赠总额的持续减少，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更不值得像网友留言那般幸灾乐祸——很多网友都将捐赠总额减少直接与红会对等，其实这绝不是红会一家的事情。

　　慈善捐赠额连年减少，当然与全球经济形势相关，也与郭美美事件存在关联，但是将全部原因，归于郭美美事件，显然是不恰当的。郭美美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慈善机构，公信力本来就非常低。大多数慈善组织均面临公众对其透明度、执行力、工作效率的质疑。随着捐赠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慈善机构过低的公信力，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捐赠额随之出现下降，于是成为一种必然。

　　以红会为典型代表的大型慈善机构的公信危机，是全国慈善捐助总额不断下降的关键原因。这事实上也意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的慈善模式正在渐行渐远，甚至无以为继。有一块很光鲜的慈善机构牌子，就能源源不断地募钱，然后关起门来想怎么搞怎么搞，根本无需对捐赠人与社会公众有所交代，这一套彻底行不通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捐赠人，不再满足于捐完钱就完事，还必须知道后钱都给了谁。

　　这是一个崇尚权利至上、崇尚信息公开、崇尚不断创新的时代，慈善捐赠额的下降，意味着粗放慈善已经落后于时代。中国慈善需要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规范的未来，用公信力取信于捐赠者和公众，用专业性和有效性造福弱者;大量的公益组织共同服务于每个需要关注的社会角落，并各自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就像邓飞发起并实践的午餐微博公益项目，专注于一个被忽视的社会横切面，不是想当然地做慈善;以自身专业性和公信力存在于世，不使之变异为个人英雄主义的秀场。

　　慈善捐赠连降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倒逼，公益慈善必须变得更专业、更人性、更高效。慈善的未来，应该表现在那些为慈善公益模式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慈善有效性和公信力，坚持为公益建设扎实做事的种种努力之中。几家独大、广而不精、毫不透明的粗放慈善模式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公益慈善必须“百花齐放”并且“术业有专攻”。

　　慈善捐赠下降呼唤《慈善法》

　　毋庸讳言，我们的慈善事业不发达，慈善氛围并不浓厚，为富不捐的情况客观存在。但是慈善公信不足的问题值得思考。不仅郭美美事件的负面影响在持续，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曾感叹说：“在中国行善不容易! ”这并不是在片面责怪国人缺乏善心，而是指“善门难开，善门难进”的尴尬。王振耀还发出了“慈善机制为何落后于慈善热情”的疑问。

　　中国人不缺乏善心，那慈善捐赠下降只能从慈善机制方面寻找原因。就拿慈善募捐数额大的汶川地震来说，中国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曾归纳了灾后捐款“四不见”：，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第二，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第三，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第四，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四不见”或许有点偏颇，但是扯出的慈善公信话题值得关注。

　　捐赠人直接向受助人发放钱物，存在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理想的捐赠模式应该是，慈善机构统一收取捐助资金，集中管理，科学调度，让每一个需要救助的群众得到关爱。但是捐赠人直接把关爱送达受助人，也说明慈善捐赠透明度不够，慈善公信尚待培育。

　　问题的关键在于，捐赠款物监管机制粗放，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监管使用等问题尚未形成刚性约束。我国虽然制定了《红十字会法》与《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两部法律也显示出一些不足。何况，《红十字法》管不了红十字会虚构培训项目与超标采购。还有此前曝光的天价帐篷、万元餐费也让人无法释怀。从这个意义上讲，慈善事业发展纲要来的正是时候。但是从长远来看，出台《慈善法》，依法规范慈善捐赠与善款使用，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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