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这种负价值观的人只能靠外在的监督与法治了，而且要在其突破底线后给予严厉的惩处，继而再给予温情的正价值观抚慰，简言之，先法后教。

　　与赚到钱的人相比，没有赚到钱的人的煎熬一点也不逊色。“凭什么别人就赚到钱，而我没有赚到呢?”这是一个常常在没有钱人脑中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没有赚到钱呢?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出身不好，学历不高，人际交往不多，不会拍领导马屁，不会“跑部进钱”，不会投机钻营，不会贪污受贿，不会在众人面前表演庸俗，不会沽名钓誉，才智不优吧。有的有法改变，有的没法改变。有法改变的，就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多读点书，对社会有自己的判断，交朋友知道良莠，多听听那些有正价值观的人的谈吐，从中“偷学”点智慧，把自信之火烧旺，就有了所谓赚钱的本领，之后，投身赚钱行当，体验赚钱的过程和乐趣，体验正价值观的魅力。

　　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怎么办?那就先去认识到底是哪些体制在起不好的作用，怎么起这些不好的作用的，然后再去找突破口纠正。回想起“一大二公三纯”的年代，赚钱是一种耻辱、污点，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一起只能受穷的日子里，大家平等地挨饿，平等地做贫穷的奴隶，平等地享受那纯洁高尚的所谓价值观，几千万人为此付出了饿死的代价。正因为，中国人做够了贫穷的奴隶，也想富一回，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振臂一呼、亿人回应的致富局面，体制的改变也就有了民意基础。农民分了承包地，工人有了股份责任制，企业有了雇人的法规，法人有了合同法，政府有了服务理念，一种较好的体制很快地使穷人变成了富人。体制之功吗?非也，而是支撑体制的正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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