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体制有了功劳，但是它也有过失。过失就是没有配套的正价值观随着致富的过程一起被体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在致富的过程中不择手段、忘乎所以、为富不仁。富豪榜上的首富牟其中、黄光裕等人锒铛入狱，使很多人的偶像情节陨落，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些官员们在花天酒地的从政体验中，几乎毫不费力地花着“三公经费”，“天价烟”、“天价酒”、“天价旅游”更是不在话下，耳濡目染的下一代们心甘情愿地做起“官二代”，“我爸是李刚”成为代名词，考上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成功的标志;被称为“社会良心”职业的教师、律师、医生、警察被潜规则把持;企业家们不安心转变经济结构、创新创造，千方百计地向房地产行业中投入资金，以求最快地圈钱;被拆迁的居民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律，信命不信制，“自焚抗争”反被认作暴力抗法，不少人的居住权、产权在城市化的口号下被公然践踏;炫富的“郭美美”们在骂声中越来越能赚钱，众多企业也抓住这些摇钱树死不放手;“娱乐至死”的精神被商业化推波助澜。正价值观跟不上，负价值观就会横行，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突出，维稳就会成为所谓“核心利益”。

　　因为体制上推行的正价值观跟不上，一些人发财致富的进程就会受阻。常有人追问为什么，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明白的想改变，但又提不出很好的改进思路，失眠;不明白的，怎么也想不通那些钱怎么就流向了那些更富的人的口袋了呢，心理失衡，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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