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改变了八成网民的性格?据报道，中国网民已达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38.3%。在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信息与沟通便利性的同时，网络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习惯甚至性格。最近，中国青年报对全国31个省(区、市)16491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2%的受访者坦言网络改变了自己和周边人的性格。84.0%的受访者表示周边存在“上网强迫症”的青年多，39.6%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上网强迫症”。92.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上网。仅46.6%的人表示能忍受1天以上不上网。32.1%的人表示自己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漫无目的的上网者。“上网强迫症”与“网络孤独症”成青年两大最常见症状。人们上网都干什么?购物、看新闻的比较多，聊天和打游戏消磨时间的也不少。网络让现实的人淡化了社会交往，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失去感受力和参与感，变得越来越孤僻。60.9%的人表示，网络让日常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变淡了。39.4%的人认为上网对自己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影响很大。另外，83.2%的人坦言网络改变了自己和周边人的性格。性格有什么变化?“变得内向”、“更孤独”、“缺乏创造性”、“变得被动”、“情绪低落”。瓜田以为，上网使得许多中青年都不愿意读纸质图书了，这个后果可能会让人们付出很大的代价。

　　面对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84.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自觉管理自己和网络的关系。有的安装了上网控制软件，控制上网时间;有的在电脑上贴了提示语。专家建议，首先应打断成瘾的链条机制，找到替代上网的方法，例如听音乐、绘画、体育锻炼、出门旅游等;其次，学会觉察、体验、表达及管理不良情绪，找到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并进行分析。同时，采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到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瓜田想强调指出，网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受到国人充分的重视。比例很大的青少年，把大部分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都泼洒到网络上去了。希望有关部门常到网吧走走，看看青年人在网上都干些什么。如果从国家到个人没有一个良好的办法克服网络的负面影响，譬如八成的网民性格变内向、孤独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殊堪忧虑的。

　　湖南体育教授刘一兵为评职称开房收钱，被取消评委资格。湖南高校正在评职称，一位名叫刘一兵的评委在宾馆开房间，并向参评者广而告之，每人需交三、四万元。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刘评委遂成众矢之的，评委的资格也被取消。依瓜田善意揣摩，刘评委也是好心。他想，既然送钱是“不成文法”，已然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还不如安排一个好找的地方，方便参评者送钱。网上说，刘一兵教授还是“守信誉”的，事办不成会退钱。这比评上评不上都不退钱的，好多了。涉及高校评职称的负面消息，每年都层出不穷：拒绝申请者有之，因没评上大打出手者有之，为评职称弄虚作假抄袭论文者有之，评不上想不开跳楼自杀者有之。教师的功夫都花在职称的运作上，教学质量怎么会高?人才怎么会培养出来?我国论文增长明显，数量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但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虽然我国论文总数居世界第9位，引文数居世界18位，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有学者称，职称评审不去行政化，大学这条船迟早会撞上冰山。但去行政化又谈何容易?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难怪有位送了钱的老师哭着对举报者说：“现在评委被你折腾调换了，我的红包白送了，一年辛苦白费了，你能改变什么?”是啊，几个教师再闹腾也改变不了什么，体制的力量岂是几个人可以撼动的?

　　最近，宜宾机场被命名为“宜宾五粮液机场”。政府扩大当地名特产品影响的初衷并没有得到网民的肯定，迎面而来的是群起的调侃和批评。有人说，全国各地机场都要改名：天津的是“狗不理机场”，北京的是“二锅头机场”，云南的是“过桥米线机场”，吐鲁番的自然是“葡萄干机场”了。网友的揶揄并非毫无来由。2005年11月中国民航局施行的一项规定称，民用机场的命名应以确定其位置并区别于其他机场为准则。宜宾的“创新”有诸多不妥：1、违背的民航局的规定;2、五粮液冠名机场掏钱了没有?是不是大企业只要掏钱就可以冠名机场或者火车站等重要公共设施?这种做法蒙羞的只是公共设施和有关企业吗?3、企业兴衰不是哪个人能做主的，冠名的企业垮掉了，机场还要随时换名字?乘客是不是太辛苦?4、多年来机场都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忽然用一种酒来做机场名，把一种酒强加给大部分不喝酒、不喜欢酒的乘客，是否缺乏对人的尊重?我们掏钱说要买一张到“五粮液”或者到“老干妈”的机票，别扭不别扭?有文章批评说，这种既不尊重地方文化，又不尊重民众感情的草率举动，涉嫌权力媚商、行政乱为，虽说有点尖锐，但并非没有道理。

　　“挖掘机砸死人”：处理的态度比事故本身还丑陋。大庆市萨尔图区因强拆一瞬间死了两个人。一个是维护自家房子的房主，另一个是砸死房主的挖掘机驾驶员。强拆导致房主死亡的惨无人道的案子不是一起两起了，这个被砸死的李宝林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野蛮执法者本人因过度惊慌，操作失误也被挖掘机挤死了。以往的强拆导致的命案，不管是真查假查，总要是要查一查的。这次的命案，因为有了驾驶员的死亡，好像给当地有关部门救了驾。房主死亡是因为驾驶员的“误操作”。“误操作”最好的证明，便是驾驶员把自己也弄死了。强拆造成的直接性命案变成了“一般性生产安全事故”。当地有关部门的智商有问题，于是以为天下人的智商都有问题。他们以为这样一解释，就万事大吉了。人们会问，驾驶员跟房主素昧平生，前世无怨今世无仇，怎么会突然跑到人家家里，把他砸死。没有强拆，会有这个命案吗?这个案件的另一个看点，是萨尔图学了外地的经验，干这种缺德事都雇佣临时工来做，这样就可以“撇清”公职人员与事故的关系。能撇清吗?一个开挖掘机的临时工，没有城管部门的指挥，敢够随便拆百姓的房子?

　　有些乖张的事情，许多人天天都在做，一点事没有，但骗子做不行，那就是犯罪了，因为他是假的。一个名为“邹斌勇”的国家发改委“副司长”，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冒充国家公职干部、骗吃骗喝骗钱的江湖骗子。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被他骗的官员从县长到省部级官员以及各地商人不下上百人。这个江湖骗子走到哪里都吃喝不愁，礼品不断，“家里摆满了红酒、高档油、食品、补品”。有人说，骗子当然可恶，但有些东西比骗子更可恶。假如这个“邹副司长”的身份是真的，他所做的一切，他受到的吹捧和谄媚，收到的好处，就都很正常，没有任何新闻性可言。30年前沙叶新写过一个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是有感于世风的浇漓，写了一个中国版的《钦差大臣》。今天邹某上演的“钦差大臣”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手法陈旧，毫无创意，可见数十年来，这个社会长进不大。邹某给人的启示是：一、如果你不是骗子，你的特权是尽可以挥霍到极致的，不捞白不捞;二、无缘爬上去当“真的”，也不妨去当个假的，骗术演技不高也没关系，因为人们攀附心切，没工夫识别真假，非常好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