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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终于超过50%，达到51.27%。这在中国城乡发展史上和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在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该怎样推进城镇化呢?

　　首先，必须清醒认识中国城镇化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明确需要推进的是什么城镇化。城镇化有健康的城镇化，也有病态城镇化。所谓健康城镇化是指基本上不存在城市病和农村病的城镇化。所谓“城市病”是指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环境脏乱差、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恶化、存在大面积贫民窟的现象。所谓“农村病”是指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优质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农村人口老化和弱质化、土地抛荒、农村凋敝的现象。目前，中国的城镇化从总体上来看是比较健康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基本协调，没有像印度、巴西那样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和特别严重的“城市病”、“农村病”。但是，局部的确存在几种值得注意的属于病态城镇化的现象。

　　其一，“半城镇化”。如果把大部分还没有市民化的进城农民工从城镇人口中减去，实际的城镇化率可能至少要下降10个百分点。其二，“被城镇化”。这是指农民在城镇没有稳定的就业、被动地成为城镇居民的现象。其三，“贵族化”城镇化。城镇建设和发展偏向先富起来的阶层、强势群体，着眼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高档需求，不顾广大普通市民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其四，“大跃进”城镇化。这是指局部地区城镇化速度过快、过急、过猛，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

　　中国现在进一步推进健康城镇化，必须对症下药，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第一，重点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要让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扎根城镇，不再频繁流动，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持久、稳定的转移，从而稳定城镇的劳动力供给，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和“民工荒”问题。事实上，推进城镇化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成本最低、最容易做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应该是最优的选择。

　　第二，制度创新必须先行。城镇化的制度障碍主要是不完善的户籍、社会保障、就业、土地、住房、教育等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人们往往认为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其实不尽然。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不能阻止农民进城，只是阻止进城农民获得市民身份。户籍制度之所以难改，困难不在户籍制度本身，而在于和户籍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加快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将不再困难。因此，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不是户籍制度改革，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以工业化、信息化、服务化促进城镇化。城镇化必须依靠产业支撑，否则就是“唱空城计”。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应该进一步发挥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相促进作用，通过推进工业化来促进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信息化、服务化依靠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信息化、服务化又能够有效促进城镇化。信息化、服务化是现代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也是城镇化的强大动力，应该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加快信息化和服务化的步伐，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价值链，为城镇化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第四，多渠道筹措城市化资金。城镇化必然要建设更多更大的城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何有效筹措城镇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困难问题。必须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城镇化资金，吸引更多包括公有、民营、外资和农民的资金，用于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资金的来源或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支出、土地增值收益、雇佣农民工的企业的支出、农民工的直接支付和农民工转让承包地所得的补偿。政府的钱应该用在刀刃上、关键点上，社会保障就是刀刃，城镇化就是关键，政府现在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能够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