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小升初”，政府明令禁考，但多少孩子奔忙于各“名校”之间参加测试;有政府背景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今天评奖明天认证，企业皱紧眉头却纷纷“自愿参加”;医生不准开药拿回扣，禁令如山，但“医药代表”照样长驱直入，进了医院宾至如归……还有节日期间收送红包，跑官买官，中央明令禁止，但仍有人趋之若骛——面对违规违法违背常理的怪现壮，当事人似乎见怪不怪，一句“浅规则”像个“大箩筐”，把什么都装进去了。就算明知道前面是个坑，你也得往里跳——这就是“浅规则”的力量(《人民日报》2007年5月22日)

　　14、官员学历造假问题由来已久，为何还屡禁不绝呢?

　　有关专家普遍认为相当一些地区在选拔官员问题上，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有的甚至以学历层次划杠，这是造成以权谋学、学术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于是有些高校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开设各种官员“文凭速成班”。比如有些省份经常和一些名校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钱，负责培养对象就是县处级以上干部。这种情况非常隐蔽，即使打击“假文凭”力度再大，也很难覆盖到这里。

　　“官员学历的造假是对学历的亵渎，对国家学位学历教育的声誉也是一种严重损害。”有关专家认为，“高校如果滥发文凭，假如每一个用人单位都要来学校核查文凭，该校的信誉度将大打折扣。”(《中国青年报》2007年1月12日)

　　15、行业不正之风波及到了神圣的大学殿堂。据了解，，今年5月以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受到了校内外3起有关论文(出版物)涉嫌抄袭的学术违规举报，当事人分别为复旦外文学院陆姓教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迟教授、复旦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及其导师顾姓教授等。接报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发现3起举报基本符合事实。

　　复旦大学学术违规事件曝光后，许多人在网上展开激烈讨论。不少人质疑：国内不少高校都遭遇过学术丑闻被媒体和打假人士曝光的窘境，但学术不端事件为何仍屡见不鲜。

　　“学术评价体系值得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安国说，目前学术环境比较浮躁，一些人在名利的诱惑面前心态失横，而监管制度的严重缺失，又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学校要争排名，一般很不情愿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专家们认为，目前的学术评价指标一定程度上对学术违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些教授没有严格审查博士生的论文，就急于送去发表了。

　　复旦大学一位青年教师说，造假行为不但伤害了学术尊严，也侵蚀着社会机体。事实上，面对学术违规现象，敢于“高调”处理的学校并不多，这也使造假者有机可乘。(《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4日)

　　16、一个偶然的机会，西安市民席先生发现，位于西安市某农产品交易中心出现大量注水白条鸡。注水后的鸡，白白胖胖，外观诱人，最重要的是，体重也增加了不少。他认为，注水鸡不仅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还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伤害，严重的甚至可能致人死亡。(《华商报》2007年3月2日)

　　17、据报道：卖场向供货商摊派月饼早已成为一个浅规则。每到中秋，记者都会接到有关摊派月饼的投诉。9月15日，因召集100多名员工采取不当方法“抗议”超市摊派月饼，郑州蒙牛公司与郑州家乐福超市发生一场流血冲突。

　　该报道说，关于郑州家乐福摊派月饼一事，早在9月5日，河南一家报纸和一家电视台就已进行了报道。在报道发生后，家乐福超市有关人员向媒体记者称，摊派月饼的事属于个别主管的个人行为，而不少供货商却对表示，害怕卖场会“秋后算帐”。

　　该报道说，关于郑州家乐福摊派月饼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家乐福，几家大型超市也有类似情况，并且，除了超市卖场，不少生产月饼的酒店饭店等，也普遍存在摊派月饼的情况，而且，月饼价格还很昂贵。(《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

　　18、地处乌蒙山区的织金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迄今仍有贫困人口9万多人，低收入人口15万人。为了加快此地农民的脱贫步伐，近年来国家每年下拨给这个县的扶贫资金上千万元。林下产品鸡养殖是这个县扶贫办组织实施的一个扶贫项目。当地的报帐资料显示，这一项目共计投资鸡苗19万只，报帐金额为96万元，其中珠藏镇牛硐村等4个乡镇74户农户得到鸡苗2.84万只。

　　但审计部门对珠藏镇牛硐村等4个乡镇74户农户调查后发现，他们实际得到的鸡苗为1.25万只，相差1.59万只，虚报积苗数占报帐数的比例高达55.9%。调查还发现，这个县扶贫办组织实施的黑山羊养殖等项目也存在虚报冒领等问题。

　　据调查，这个县扶贫办的原主要负责人杨厚云、工作人员安德学等人，除了在扶贫项目上坑害农民，还通过虚开发票、假造文件、少支多根等手段私分扶贫款。仅2006年10个月，这些人套取的农民工培训费等专项扶贫资金就高达20多万元。

　　据分析，这个扶贫办大量截留私分扶贫资金，主要原因是扶贫办既是扶贫项目的实施者，又是扶贫项目的监管者。从表面上看，这个扶贫办组织实施的扶贫项目，经过层层上报审批，项目实施后，上级部门也进行了验收。但实际上，由于缺乏责任追究制度，项目验收大多是走过场。(《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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