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马云在第二届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亚太中小企业峰会上说：“2002年，我的口号是成为最后一个倒下的人，即使跪着，我也得最后倒下。我那时候坚信一点，我困难有人比我更困难，我难过对手比我更难过，谁能熬得住谁就赢。一个企业总是会不断地遇上顺境和逆境，但只有在逆境中才能看出一个企业的优秀。逆势时代也才更容易产生伟大的企业，比如日本非常低迷时期诞生了索尼等一批伟大的企业。现在对于优秀的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真正难得的机会。只有放弃才是最大的失败。”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灾难，灾难已经来临;假如你认为是一个机遇，那么机遇即将成型。

　　17.飞跃集团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制造”的典范。飞跃集团2008年上半年，遭受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掌门人”邱继宝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他的沉默引来了外界无数的猜疑。事隔半年，在广交会上，“飞跃”带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智能化、机电一体化缝制系列产品精彩亮相，引起全球采购商的关注，成交2000多万元。一直沉默的邱继宝坚定地说：“过去追求怎么让‘飞跃’的东西造得多、卖得快，现在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变了;现在我想的是如何让‘飞跃’的资产规模小、负债低、优势产品突出、盈利能力强、创新速度快、网络健全、监督制度严密。”截至目前，邱继宝依然自信地对外界宣布“‘飞跃’第一的位置没有动摇。”

　　18.省长吕祖善2008年11月13日作客浙江在线新闻网站，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与广大网友共同交流探讨。他说：浙江人、浙商要有勇气，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困难。我们应该是能够克服这次困难的。如果说最欣慰的，那应该就是我们有浙江精神所支撑的浙江人民，这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挑战的最根本的力量源泉。过去30年，浙江人、浙商在逆境中崛起，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在当今金融危机大风暴下，如何继续前行、发展，又一条“新”的路摆在了浙江企业家们的面前。

　　19.浙江区域经济格局多以县域经济和工业园区为主，以“轻、小”起步，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块状经济”。如温州鹿城的鞋、服装、眼镜、打火机，柳市的低压电器;湖州织里的童装;绍兴柯桥的轻纺;永康的小五金;义乌的小商品;东阳的木雕等等。在浙江省工业经济总量中，高达六成的份额是以“块状经济”的形态来显现。支撑这些“块状经济”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

　　20.浙江很多民营企业做的出口基本上都属于代理出口，开始都是面对国内市场，民营企业家都有真正企业家的能力。但是做了出口就不一样了，不需要直接跟市场打交道，不需要开拓市场，当然也不需要承担风险。这种进行低端生产的企业，相当于没有企业家的企业。现在浙江省的出口比例已占52%，按这样的出口速度下去，不出几年浙江省70%—80%都要靠国际市场。金融危机的演变，使浙江经济出口面临更大困难，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投资后劲不足。王某在义乌小商品城做玩具生意，并实施“前店后厂”模式，80%的订单靠外贸，现在很多在美国的订购客户都破产了，所以他的绢花订单几近停止，而转为做内贸在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

　　21.张老板有一家只有20人左右的小厂，做机械零部件加工与出口，这几年，张老板过着悠闲的日子，厂小、人少，接接外贸单子，一年节余lO万多元。这段时间，张老板却天天睡不着，小厂要关门了。他无奈地说：他一直用的钢材从2900元一吨涨到现在6000多元一吨;铜价从每吨2万元涨到7万多元。而且材料的价格还是“日新月异”，年初接的单子的价格，现在只能抵买材料，算上人民币升值、人工费用，如果做下去那就亏多了。张老板说：“我是小企业没有多少家底，亏不起，还不如趁早关门大吉。”尽管他有些不舍。人们一直常说，中小企业是船小好掉头，可现在却是中小企业船小经不起风浪。

　　22.根据世界银行的产业结构数据，低收人国家服务业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2%，中低收入国家为52%，中高收入国家为57%。2007年浙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0.7%，距“十一五”45%的预定目标和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提出的2012年达到47%的预定目标，尚有相当差距，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仅为49.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70%的水平。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推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服务业具有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污染相对较少、就业弹性相对较高、技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特点，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23、2009年——2010年浙江将安排80个左右的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在8000多亿元。其中两年内要实现的投资为4000多亿元。当前，经济总体处在下行过程中，房地产市场进入周期性调整并拖累钢铁，水泥等上游产业。部分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节能减排约束趋紧，这些都对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扩张投资规模，绝不意味着放松投资要求，不环保，不达标的项目就可以蒙蔽过关，“保增长”就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些政府性投资项目，能否配套一批相关的社会性投资，能否通过改变区域环境，形成投资需求来带动一批社会性投资，能否发挥政府投资计划的导向作用来引导一批社会性投资，这对全省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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