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职业”背后的尴尬

　　“新闻发言人不应该是一份‘高危’工作。”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后，王旭明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致王勇平的公开信。

　　这篇6000多字的博文，对那场备受争议的新闻发布会作了细致的点评，随后这篇被奉为新闻发言人“教科书”的文章通过网络被大量转载。

　　这之后，语文出版社安静的小院被蜂拥而来的媒体踏破了门槛。王旭明自嘲是“走了王勇平，火了王旭明”。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王旭明反复强调，对“已经说过的观点不想再谈，谈了就要往深处谈”。

　　王旭明表示，就连战乱中的利比亚卡扎菲政府新闻发言人穆萨·易卜拉都没有受到牵连，遭到通缉，为什么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就成了“高危工作”，根本原因是缺乏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保障。

　　8年前，包括王旭明、王勇平、毛群安在内的66个部委和地方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被誉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国内首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旭明说：“发言人制度作为一种舶来品，在2003年非典后迎来了制度初建和标志性的一年。”

　　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的相比，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目前仍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还有11人。

　　当时的授课老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表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另外有自己的工作主项，所以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也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而官场上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王旭明更是指出，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可以容忍许多该说话而不说话的官员和新闻发言人，却不能容忍一位发言人说错一句话，这不公平。“只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才能让更多的发言人走到台前，张开口。对那些该讲不讲、永远讲正确废话的人该给予批评，至少不升职。”

　　王旭明拿自己举例，他在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时候，也曾以独树一帜的风格颇受关注。第一个在网络上直播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当事人连线，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网民的提问，但是同时期他的“媒体无知论”、“上学买衣论”等也颇受争议。

　　对于王勇平调任波兰的消息，虽然铁道部反复宣称是“平级调动”，但在老同学王旭明的眼里“这至少不是肯定”。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坦言，由于各部门职能、级别设置不同，司局级的新闻发言人根本“支派”不了其他部门和全局的信息。而且政府自身流程，“上报领导，下商部门”的层层审批过程，也无法满足公众对信息传递“迅速”的要求。

　　而更为现实的是，新闻发言人作为官员自身还有着“升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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