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等等，都使刘锡鸿很感慨。他说英国人大多“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所以“我中国与英人交际，能持理，能恤商，斯尽之矣”。而他对英国社会的观感则是：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刘锡鸿还特别对英国的监狱、养老院与学校写下许多感慨。他看到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待囚犯很人道，饮食“肉食必具”，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调教有方。犯人不仅“莫不体胖色华”，而且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劳，不复为斗殴盗贼之行”，甚至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来自天朝的他，初时还以为这或许只是让外宾参观的“形象工程”，于是违背主人的安排，“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结果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况，使他不能不感叹“英人狱制之善”。

　　刘锡鸿考察英国的养老院，同样怀有戒心，为了“得其真”而不受官方安排，微服“私往”，结果看到英国慈善公益发达，“老幼、孤穷、废疾、异方难民，皆建大房院居之，优给其养”，而且非仅伦敦如此，“其他城乡皆然”。养老院环境舒适，“男女异处”、“周遭各有院落，可任游憩”。还有育婴、济贫等院，“每数里即有广厦，为病人调摄之所，亦由国君派太医临视之”。尽管各慈善机构经办者各异，但“其宫室之崇广，衣食之充足，则大致无稍殊”。他不由得感叹，如此“济贫拯难”，确为“仁之一端”。

　　而英国的学校，也使这位科举出身的清朝官员感慨：“英之育成人才，用心为良苦矣!”他说英国无论贫富，孩子都能上学，有学堂、义塾、小学、大学之分。富贵人家，孩子可以“自延师”上贵族学校，穷人的孩子，也有公费的“义塾”。所学专业，哪怕是工商之事，“教规则礼乐也”，还是注重道德而不只是教人牟利的。在他看来，那里的学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每入其塾，规矩森肃”，俨然是儒家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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