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美华说，由于北京肿瘤医院的放疗医生外出，王宝洺便在另一家医院又做了放疗。结果情况并未好转，半年多后，王宝洺呼吸出现困难，遂于2007年7月又到同仁医院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次月又在肿瘤医院做了全喉切除术，这次手术使得王宝洺丧失了发声功能，后被鉴定为二级伤残。

　　龚美华说，王宝洺在肿瘤医院做手术时，从该医院医生口中得知了“真相”，由此认定徐文为其做的激光手术出了问题。

　　王宝洺最初曾写信给同仁医院反映情况，“想要一个说法”，医院邀其面谈。王的朋友万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谈。据他回忆，当时一位医生提到，徐文医生在打开王宝洺的喉部之后便后悔了，但话没说完便被另一名医生打断，说医院没有错，让他们去打官司。

　　仅有的这次沟通，医生徐文没有露面。龚美华说，如果当时徐医生能出来解释几句，事情可能也就了结了。不过，据业内人士介绍，在医患之间发生纠纷时，医院的通例是让当事医生回避，以免跟患方发生正面冲突。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保护医生，但结果往往是加大患方的不信任情绪。

　　此后王宝洺更加怀疑手术出错，坚信医生徐文是故意害他，认为“血债要由血来还”。

　　在已打了十年医疗官司的李继峰看来，三年是维权患者最痛苦、最愤怒也是最危险的阶段，因为此时所有的努力都已尝试，路往往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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