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政府部门对“网络问政”认识不一，同样表现在学术界。云南省高院高级法官、知名评论员唐时华说，网络时代，各级政府和领导，不能端坐办公室而要关注网络，要学会跳出政府看问题。网络上群众的需求和愿望，社会矛盾的焦点、热点和难点，要贴上去，融进去，沉下去，解决实际问题。

　　《学习时报》刊登署名沈士光的文章说，“网络问政”是一种制度救济的渠道和形式，但不是治疗的主要方法，“网络问政”是有限度的，警惕对“网络问政”寄予过高期盼。

　　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黄志亮教授认为，“网络问政”必须还原网民的真实身份。一直是虚拟身份参与，难免会出现乱贴“大字报”的情况。

　　湖北省法学会传播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问政是根本，而网络只不过是一种载体。互联网的确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甚至出现互联网依赖症。如果党政官员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通过互联网发号施令，或者通过互联网与公众沟通，那么，很可能会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习惯于纸上谈兵。决定网络问政能走多远的，不在网络自身，而在网络之外。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副主任、教授龚维斌说，“网络问政”逐步得到广大网民认可，并被寄予厚望。但是，“网络问政”要想充分发挥其在表达民意、反映诉求、完善决策、解决问题中的作用，还需要官员和网民双方，从制度、态度、道德等方面努力。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网络问政的意义很深远。杨建顺同时认为，良好的网络参政议政环境需要官员与网民双方来构建，网民也应该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心态参与网络问政。

　　安徽大学法学院行政法研究室主任陈宏光教授认为，互联网跨越了地域疆界，突破了组织界限，实现了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的直接沟通，是对传统执政方式的有益补充。

　　也有网友认为，目前，网络问政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套“自选动作”，远未形成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制度效应，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因此，要架起上情下达、下情上知的连心桥，必须作出周到的制度安排，并建立相应的监督问责机制。对网络问政渠道形同虚设、信息不全、敷衍民意的情况进行问责，以群众的满意度与互动的工作效率为衡量标准。

　　还有网友评论说，网络问政，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在于快捷的信息沟通渠道，而关键则在于政府官员要真正树立起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只有真诚面对网友，保持信息畅达，切实解决老百姓诉求和问题，才能取信于民，赢得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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