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频发，本就表明掌握初期工业化技术和管理的失败。这种低公共性、低制度化、低专业精神、低知识水平、权力滥用而权威无效的社会，还缺乏应有的能力控制产业化的高技术。

　　基于强国信念或政绩目标的政治化高技术引进，虽能带来一时的GDP统计增长，但安全短缺对社会系统协调发育、创造能力健全成长的真发展构成致命打击。GDP冒进而文明价值缺失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伪发展。

　　真发展以责任政治为前提

　　怎样才会有真发展?没有责任政治的前提，人本价值不得确立，公共理性无以生成，经济增长必带来浪费与贪污，“发展”的结果不是两极分化就是规模性非正常死亡。

　　1951年，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公开提出：“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因此，作为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并不能把现实的大跃进式“发展”灾难笼统归咎于制度问题，淹没于宏大历史叙事;锲而不舍地追究每个灾难的真相细节和所有涉案个人的法律责任，才能积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变，加速实现责任政治质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