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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欧美国家大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完成了这一转变。

　　同样是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面临显著不同的背景：一是没有殖民地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和原料，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二是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取得竞争优势，各国往往采取以农补工政策，将积累的资金投入工业生产的同时，压低产业工人收入，降低生产成本，造成了一系列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必须是在一定限度内的，同时也是阶段性的。否则不仅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还会影响国民素质提高，阻碍产业升级，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所谓“拉美城市化教训”即与此有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率相当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暴力事件的增多、生活环境的恶化。由于沿袭了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制，拉美国家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在工业化目标的驱使下，政府重工轻农，农民纷纷迁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农民数量的减少并没有给留守农民带来更多土地，反而导致新一轮的土地兼并，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无地农民”。这些人或成为庄园主、农场主的短期雇工，或流入城市谋生，住进贫民窟。上世纪80年代，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拉美国家主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这样的经济结构虽然造就很多富豪，吸纳就业能力却很有限。拉美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14%，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成功与否，绝非以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来判断。相比“数量”的变化，城市化应该更加注重增长“质量”，即社会公平和协调发展问题。这既涉及城乡统筹，又关系到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一味追求城市化率，对农村竭泽而渔，只会导致二者发展失衡，令城市化进程断裂。

　　上世纪60年代，韩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悬殊，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引发诸多社会难题。针对这一问题，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新乡村运动”，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水准、推动城乡人口顺畅流动，使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逐渐从城市辐射到农村。通过缩小城乡差距，避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迁移，令城市化压力得以缓解。同时，韩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为实现产业升级积累了所需的人力资源。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兼顾，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还有效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期。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50%。未来一二十年，城镇化注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社会成员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深化土地管理改革和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本身，也是城镇化顺利推进和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