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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清明节，在村外麦田的祖坟里，64岁老农张方给父母立了一块墓碑。6年后，河南省周口市政府要求平坟复耕，老党员张方积极响应，继村支书之后第二家平了坟。接着，政府又要求拆碑，这次，张方抢到了第一家。

　　就在他带着亲戚在墓碑下挖土时，约重两吨的石碑突然倒掉，砸死了张方的儿媳和二妹夫，砸伤了一个被喊来帮忙的本家侄子。这是河南周口今年启动平坟复耕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事故。

　　张方的晚年，注定已不得安宁。苦难伴随了这个河南老农的一生，他甚至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上。谈起平坟，谈起过去，他一言难尽。

　　墓碑倒

　　“咚”的一声，加“啊啊”的惨叫，张方扭过头，看到三儿媳罗军丽的一只胳膊从墓碑下探出来，动也不动;二妹夫何洪廷一只胳膊已经断了，被残留的一点皮肉和衣袖系着，铁锨把穿透了他的大腿，血流满地;侄子张富民右半拉身子被压在墓碑下，止不住地惨叫。

　　张方又把头扭了回去。

　　十几分钟后，三人被人们从墓碑下刨出。救护车赶到后，拉走了多处骨折的张富民，罗军丽和何洪廷的尸体被撇在张家的祖坟旁。

　　70岁的张方已经无泪可流。本来，他也带了绳索过去，要是比照着放树的办法，朝一个方向用绳索套住墓碑，再在另一面挖，根本不会出事。可是，在场七八个人，谁都没想起这一茬事。

　　他们更忘了，早在一二十年前，当地开始流行在墓碑上搭个小牌楼的时候，墓碑底座的固定方式，已经由传统的榫卯结构，换为了更省力省钱的砌砖。没有大块横条石镇压，墓碑可以说是一挖就倒。

　　这块墓碑，是张方在南阳油田退休的弟弟出钱，托他立的。1999年，母亲死，兄弟俩平摊丧葬费。2003年，父亲死，张方一个人出了3000多元丧葬费。弟弟一直过意不去，到2006年春节前后，他给哥哥汇款，在附近的一个刻匠那里定了这面墓碑。

　　据扶沟县民政局调查，在练寺镇河套村张庄组的麦地里倒掉的这块墓碑，高2米、宽1米、厚50厘米，大约有两吨重。按照当地的要求，平坟后，墓碑必须移走或埋于地下。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埋，在墓碑的一侧挖个深坑推倒，是最省力的办法。

　　事发时，干活的几人正在喝水。墓碑轰然砸下时，罗军丽12岁的独子张罗宁给长辈们倒完第三杯水，刚刚离开。这成为了家族不幸中的大幸。

　　10月22日，两名死者在麦地里已停尸一天，政府一直没来过问。张家和何家聚集了四五十名亲友，抬着两副水晶棺就进了扶沟县城，来到县政府大院门口。

　　当夜，包括张方三儿张富春在内的12名亲友被警方控制。第二天，张富春和罗军丽的一个表姐被办了拘留手续，其余10人释放。当晚，张富春签字同意火化妻子后，两人也恢复自由。又过了一天，张何两家各自签了两份协议，一份是15万元的“救济补助款”，另一份是7万元的“生活照顾款”，每家领到了22万元现金。

　　这是两人为各自家庭挣来的最后一笔财富。他们的祖坟都已被平掉，只能埋入新建的水泥公墓内。

　　逃亡

　　父母墓碑的碑文，是张方写的。现在，他说他已经忘记写了什么。总之，都是些夸赞尊敬的话。在同龄人中，像张方这种高小毕业生少之又少。在60年前，父母勒紧腰带供他读书，只图他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前程，尽量不要靠扒坷垃生活。

　　墓碑上，刻着张方父亲张国汉生于1920年，母亲赫彩生于1917年;墓碑上，还刻着两老数十个后代的名字，以示年代久远，却永志追忘之意。张方现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可以称得上子孙满堂。

　　但张方知道，至少还有四个人的名字没有刻上去。他有两个哥哥，之后，还有另外两个妹妹，都夭折在乱世的饥寒病苦之中。父母几乎从不提及这四个孩子，张方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死亡，是父母和张方的老朋友了。在1942年河南豫东黄泛区的饥荒中，张庄每天都在死人，榆树皮都被剥光吃净。22岁的村民张国汉决定带着怀孕的妻子去逃荒，他们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路向西。据史载，当时从豫东到郑州，下洛阳，到陕西一路上，倒毙的灾民尸体几成路标，野狗们都吃得膘肥体壮。

　　第二天正月初八，在陕西乾县，险些来不到世上的张方出生。张方说，父母显然无法在灾民云集的陕西求活，就接着要饭，一直要到了兰州。

　　然而，当逃过饥荒，战争又开始操弄着这一家人的命运。在兰州没呆多久，张国汉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大战，携妻带子又开始往东，走上了漫漫返乡路。

　　张方这一生的记忆，就是从返乡途中的平凉开始的。他记得，刚刚打下平凉城的解放军沿路设卡，询问路人的籍贯和去处。当张国汉告知他们老家是河南扶沟之后，解放军显得非常热情，告诉他们扶沟已经解放，让他们赶快回家。

　　回乡之后

　　当张国汉夫妇带着两个幼子回到张庄时，已经是1950年的夏天。他们活着归来，让乡亲们很惊奇，却也给村里带来不小的麻烦——— 他们的地已经被别人种了。

　　他们只能等别人收了那季冬小麦之后，才能播种，来年夏天才能收获。在此之前，他们又得面临饥饿的威胁。于是，张国汉一家又折回许昌，辗转于各个集市村镇要饭。每到一处，父母都先把兄弟俩安置在窝棚和破屋里，然后端着碗出去，要来吃的了，再端给他俩。

　　“爹妈要饭都不愿意让我们跟着。”张方说，少数跟随的几次，他看到父母小心翼翼地走进小饭馆，把剩菜剩饭用筷子轻轻刮进自己的碗里。他们向每一个见到的陌生人低头哈腰。

　　直到1951年夏，张国汉一家才结束了逃亡和乞讨。这距他离开扶沟，已9年了。

　　两年后，张方开始读高小。1958年，张方高小毕业，为村集体放羊，共有几十只，有山羊也有绵羊。“人们说饿，都说1958年咋着咋着，其实1958年还可以，真正饿，是从1959年开始。”张方说，当他放了半年羊后，17年前的饥荒卷土重来。

　　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他的大妹妹当时只一岁多，饿得哇哇叫，母亲也没奶，只好喂她大人们吃的用水草熬的稀汤，她也喝;喂她用榆树叶贴成的饼，她也吃。

　　过了一两年，高级社和合作社都散伙了，村民们才吃上饱饭。这时，张方开始给生产队当记工员。1964年8月，张方又从记工员升为了会计。在农村，这意味着他不用下地干活，也可以领到壮劳力的工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干部们的小灶。总之，这是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

　　村里人都知道，张方是一个勤奋负责的会计，一辈子几乎没有算错过账。这让他在长达20年的生产队时代，拥有某种不可替代的威望。

　　1966年，张方结婚。1970年，他入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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