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认为，“保路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保住路，川路公司在民初还是“国有化”了，而且条件并不比当初优惠，如此则当初的闹腾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历史上类似的事多得很：当年英、法的宪政革命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国王要征税，国会不同意。但是推翻了专制后，在“无代表不纳税”体制下，国会征的税比国王征的还要多，国民却愿意交纳，你说他们当初闹腾又有什么意义?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末期曾经暗中搞官员私有化，遭到团结工会的强烈反对，成为民主运动再度高涨的原因之一，但是剧变后在民主政府主持下私有化不仅大规模展开，而且一些国有企业卖得比原来更便宜，抗议的声音倒基本没有了。那么波兰人的闹腾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其实不难理解：这意义就在于争得了个“必须经过我同意”的权利。国会征税经过民选代表讨论同意，税款使用也受民权监督，这就比“皇粮国税”有了道义合法性。公共资产由民选政府主持，在公共参与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作的权贵化公为私更有公信力。

　　保路运动也是如此，尽管民初的国家与英法波兰相比还不是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但是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过程确实消除了强制。1912年5月，革命后的川路公司股东开会，推选刘声元、邓孝可、蒲殿俊等为代表，到北京与民国政府交通部平等谈判善后事宜。这时他们已不再反对铁路国有，只是就国有化的条件讨价还价，通过近半年的谈判，于1912年11月2日与交通部签订了公司转制为国有的正式协议。其条件的确不如保路风潮兴起后清廷最后同意的条件，但却比盛宣怀的最初方案优惠。当然，由于民初国家与四川很快陷入战乱，这些条件最后大多也未能落实，商民股东的损失确实惨重，这其实是民初乱局中全国人民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已经不是川路谈判各方所能控制。但这就能证明他们当初的抗争是毫无意义的，而盛宣怀的“蛮不讲理”倒是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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