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1954年3月太平洋氢弹爆炸试验造成日本渔民受害之后，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反战、反核、反美运动导致日本脱离西方阵营，认为核技术合作是对日本的“最好治疗法”，遂加速推进了相关的知识、技术输出。

　　当时的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则企图利用发展原子能实现“首相梦”，不惜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日本操纵舆论，向国民灌输“核能神奇”、“核能技术安全”的空气;他作为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长，不顾学术界关于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符合国情的自主开发等意见，急速引进核电站、扩张核产业。这种核技术“大跃进”造成了日本对美国从政策到生产的全面依附，美国则通过这种依附推进其在东亚的帝国化战略。

　　而且，美国不仅从日本的依附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国际政治权力，其技术输出还隐藏着惊人的欺骗。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60年代开发的反应堆，而设计该型反应堆的一位技术专家在事故后向媒体透露：他1975年就认识到有设计缺陷，议论过停止运转;岂料遭到上司制止，理由是“如果不让其继续运转，公司的反应堆就卖不出去了”。

　　1976年，他辞职后曾就这种反应堆的结构缺陷及其危险性在国会作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指出同样的问题，通用公司才采取补救措施。这位专家认为：从福岛核电站现在的情况看，“即使采取补救措施，但基本设计没变，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

　　可见，无论是由于美国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商业投机，还是由于日本迷信引进导致依附，更兼政治家、企业家的权力、利益欲望压倒安全责任的鬼使神差，核电站变成“另类原子弹”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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