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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版“24孝”标准公布后，引发舆论一片热议：既有赞赏者认为这是从国家高度倡导爱老、敬老、尊老、养老，也有质疑者认为如此具象的标准降低了行孝的崇高感，更对24条标准的落实持怀疑态度，还有评论家认为，若做到新版“24孝”，需要国家在养老制度、单位休假制度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否则难以满足行孝条件。此次争议是继“常回家看看”拟写入《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北大校长周其凤跪母等事件之后引发的又一波舆论热潮。

　　这一标准公布后引发热议是可以预见的。一方面，父慈子孝的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仍占据着至高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私欲的追求日趋膨胀，并有赶上并超过对精神、道德等追求的趋势。因此，新“行孝国标”的出现，直接击中了以传统和文化为内在属性的华夏儿女的情感神经，并提醒人们反思自己的赡养父母是否尽心尽力。这情感一击的分量极重，因为这24条标准相当具体化，每个人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对自己的尽孝进行自我考核并打个分数——可能多数人都不及格。这一效果或许并非制定者本意，但其即时作用非常明显，而这绝非是长篇大论的抽象标准所能达到，仅此一点，这个新版24孝就够震撼的。

　　与旧版“24孝”相比，新“24孝”所列诸条的确特点突出，极具与时俱进之创新，比如“教父母学会上网、支持单身父母再婚”等等。旧版“24孝”多以尽孝的感人故事为主，其价值在于总结古人尽孝时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所以旧“24孝”以经验总结、精神弘扬为其意义所在。而新版“24孝”则完全是本着实用主义，列出了倡导子女行孝时应该做的24件事，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并不高，不过是在生活艰辛、行孝困难、人性冷漠等现实因素“逼迫”下所作出的应对之策。但是，新24孝的突破在于，当前社会倡导行孝终于有了极强可操作性和可比对的标准。

　　这种实用主义的被逼之策，突显了当前社会的尽孝之难。尽孝难有着子女漂泊在外、工作忙碌、生活艰辛等的现实困境，所以有网友感叹“能做到10条的实属圣人”。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下，大量年轻人离开乡村到城市工作生活，除去春节和少量节假日外，全年多数时间都忙于工作，多数时间下回家都是种奢望，更别提陪父母休闲娱乐，这的确需要相关休假制度的落实，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以及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的完善补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的孝文化教育仍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即，在孩子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孝文化的教育极其匮乏;而也有专家认为，家庭教育在培养孩子对于孝的认知过程中承担着更重要的责任——在孩子处于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应该缺了尽孝这一课。庆幸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在努力弥补这一环节的不足。

　　制定新“24孝”，是否具有明确的参考标准不得而知，但是从文本上看，这些标准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和逻辑上的完整性，还仅是一个倡议性的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性。既然如此，公众看待这一标准就不应该像对待法律条文一样，对每条都锱铢必较，可以把这个标准当成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做到了哪些，哪些需要去做。当然，并不是必须做到这24条才是孝子，也不是说做24条之外的就不是尽孝，每个人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条件、适合父母需求、适合家庭现状的方式尽孝。

　　说到底，尽孝还是需要用行动说话，所以，不妨对新24孝宽容一些，每个人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孝敬父母。其实，就社会公众目前的生存现状而言，做到这24条非常困难，而也正是因为不易做到，所以新“24孝”的提出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