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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京报社论

　　西平县清缴社会抚养费，为何指向党员干部职工，是这些人过去因身份原因被“网开一面”，还是因保留了组织处理措施而可以随时随意“拿捏”，关键时候可以“按需索取”?

　　媒体报道，河南西平县所有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有超生子女的党员干部职工，均需再次缴纳高达数万元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据悉总共要征收5个亿。当地有人因为承受不了再缴4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的压力，选择了自杀。

　　从西平县出台的文件看，此次社会抚养费清查清缴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对象上仅限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二是拿不出正规缴费票据的一律需要缴纳。这些做法，看似公权力在拿自己人开刀，但于法于理都有说不通的地方。

　　一方面，在计生法律面前，只有是否违规超生之分，而没有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之别，尤其是在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上，国家更是有明确的条件和标准，且明确要求一次性缴纳，不允许一事二罚甚至“想罚就罚”。如果说有所区别，体现在党员干部职工往往还需要依规依纪受到轻则警告、重则开除党籍或公职的处分。或许西平县正是把准了党员干部“命脉”，自恃握有可以处分的“软肋”，而逼迫党员干部为免处分而“哑巴吃黄连”，交钱保平安。

　　另一方面，以是否有正规缴费票据作为“一刀切”标准，法律上也许挑不出问题，但在不规范的计生执法现状中，这一做法需打上问号。在西平县，很多人就表示曾缴纳过费用但并未收到专用票据，更不用说时过境迁，即使开具了也难以找到。其实，计生收费多存在议价现象，这在执法中也是常态，不开具票据可少交费，在一些地方也是公开的秘密。过去的“糊涂账”不理，如今又拿有没有专用票据说事，显然让人无法接受。

　　对于此次清查，西平县可能需要先澄清一些疑问，比如：此次清缴的执行依据为何是县委县政府联合发文，而不是国家法律法规，征收主体为何是专门成立的办公室，而不是法定的计生部门?为何仅仅指向超生的党员干部职工，是这些人过去因身份原因被“网开一面”，免缴或少缴了，还是因保留了组织处理措施而可以随时随意“拿捏”，关键时候可以“按需索取”?此外，现在突然下大力气清查是否与财政困难有关，纳入征收对象的党员干部在超生之前或超生之时，有关部门是否知晓以及是如何处理的，是否存在故意“放水养鱼”甚或重复征收问题?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绝不是法外之地，不明不白地坐地收钱，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此外，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屡屡引起争议，这暴露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方面的问题。

　　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很明确，但对于被征收家庭的收入认定，基层部门却有着很大的裁量权，这就为一些地方的乱收费带来了便利。此外，社会抚养费随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但绝大部分会返还到地方财政，加之这笔费用使用不透明，这就增加许多地方的乱收费冲动。

　　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西平县这样对社会抚养费“按需索取“的乱象，必须加快社会抚养费制度的改革，限制基层部门权力，保障被征收人的申诉权和听证请求权，明确社会抚养费的使用范围，即必须投向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与此同时，社会抚养费也应透明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如此，才能遏制地方乱收费的冲动。(新京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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