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在发给人民网网友的信中说：“江西的发展离不开广大网友的关心和支持”，将进一步完善网友留言办理的工作机制。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每天必看一遍网友留言，据说这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在网上留言：“真诚欢迎大侠们‘打好铁、抢沙发、盖高楼’，积极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及时反映社会各界的呼声。”

　　在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看来，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切实解决网友反映的一些实际问题。

　　“2010年，我们将把网络问政与现实问政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倾听民意、集中民智，推进网络问政健康、有序、长久开展。” 承德市张古江代表表示，应将在进一步加大网络建设投入、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建立网络问政长效机制及网络信息公开法律责任制度等上下功夫。

　　2010年1月25日上午的安徽省人大开幕式上，“网络问政”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安徽省民盟认为网络问政是了解民情、排解民忧的“直通车”，是预防贪污、防治腐败的“好帮手”。

　　5. 近几年来，网络民意、网络舆论渐渐为不少地方政府所重视和接受，但客观地说，多数地方只是在表面上、形式上予以重视，网络民意、网络舆论在政府工作中仅仅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在问政方面则既无“名分”又无“地位”。今年地方“两会”期间，网络问政虽然成为各地政府的“新宠”，但大多停留在“热议”的层面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和进展。

　　有的领导对网络民意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与媒体打交道是宣传部门的事，与政府的中心工作关系不大，只要抓好经济建设工作就可以了;有的领导对网络民意的内涵理解不足，对互联网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够，还没有树立“网络问政也是政治”的基本观念;有的地方仍停留在“网络问政”是分外之事、多余之举、额外负担的错误认识上，意识不浓，力度不够;有的地方面对负面舆论，引导不力，工作被动，甚至无视漠视负面新闻的消极影响。这些观念的滞后，其实极大地阻碍了政府工作的发展和推进，导致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不多，理解不够，甚至产生误解、抱怨和责难。

　　在网络越来越成为党委政府问计于民的重要途径的同时，一些不和谐之音也在政府与网民的网络沟通中时有出现。比如信箱回复的“已阅”、“凡事都有第一次”等等。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门对网络问政工作重视不够，政府信息公开不够，信息收集不够，部门协调不够，问题解决率不够高等。有些部门还存在应付的心理，对一些网民问题随意回复，不回复或“踢皮球”。 当前许多地方尤其是基层在对待群众通过各种“网络问政”形式反映问题上存在着：领导不重视、处理不及时、结果不透明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群众反映问题的积极性，使“网络问政”成为一种“形象工程”和“忽悠”群众的摆设。

　　6. 政府部门对“网络问政”认识不一，同样表现在学术界。云南省高院高级法官、知名评论员唐时华说，网络时代，各级政府和领导，不能端坐办公室而要关注网络，要学会跳出政府看问题。网络上群众的需求和愿望，社会矛盾的焦点、热点和难点，要贴上去，融进去，沉下去，解决实际问题。

　　《学习时报》刊登署名沈士光的文章说，“网络问政”是一种制度救济的渠道和形式，但不是治疗的主要方法，“网络问政”是有限度的，警惕对“网络问政”寄予过高期盼。

　　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黄志亮教授认为，“网络问政”必须还原网民的真实身份。一直是虚拟身份参与，难免会出现乱贴“大字报”的情况。

　　湖北省法学会传播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问政是根本，而网络只不过是一种载体。互联网的确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甚至出现互联网依赖症。如果党政官员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通过互联网发号施令，或者通过互联网与公众沟通，那么，很可能会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习惯于纸上谈兵。决定网络问政能走多远的，不在网络自身，而在网络之外。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副主任、教授龚维斌说，“网络问政”逐步得到广大网民认可，并被寄予厚望。但是，“网络问政”要想充分发挥其在表达民意、反映诉求、完善决策、解决问题中的作用，还需要官员和网民双方，从制度、态度、道德等方面努力。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网络问政的意义很深远。杨建顺同时认为，良好的网络参政议政环境需要官员与网民双方来构建，网民也应该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心态参与网络问政。

　　安徽大学法学院行政法研究室主任陈宏光教授认为，互联网跨越了地域疆界，突破了组织界限，实现了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的直接沟通，是对传统执政方式的有益补充。

　　也有网友认为，目前，网络问政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套“自选动作”，远未形成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制度效应，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因此，要架起上情下达、下情上知的连心桥，必须作出周到的制度安排，并建立相应的监督问责机制。对网络问政渠道形同虚设、信息不全、敷衍民意的情况进行问责，以群众的满意度与互动的工作效率为衡量标准。

　　还有网友评论说，网络问政，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在于快捷的信息沟通渠道，而关键则在于政府官员要真正树立起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只有真诚面对网友，保持信息畅达，切实解决老百姓诉求和问题，才能取信于民，赢得公信。

　　7.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市民参政的意识十分强烈，似乎从来就不缺乏民意先锋、维权斗士等民间意见领袖，这是因为移民城市对于各种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有各自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相互碰撞磨合，彰显个性，这里有一种倡导自由发言的集体氛围。

　　正因为如此，网络问政得以在深圳这片土地上率先破壳，不过，我们在津津乐道这种互动的融洽之外，也要注意避免网络表达自身所存在的缺陷。网民毕竟只是公民的一部分，网络民意自然也就是全体民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人无法在网络世界表达意见和诉求，所以网络民意并不能代表全部民意，要防止一些人“被代表”，防止网络问政被少数人操纵而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网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值得关注，不少网民在网络建言中只顾着宣泄，缺乏逻辑，流于空洞的表达，这样并不能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很好的互动关系，甚至会有反作用。另外，网络信息具有无限性和可操纵性，一般民众并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这些信息，这就造成一些民意被误导，导致民意的非理性和非规范性，使得网络民意很难被均衡代表。

　　8. 有分析称，根据政治及网络发展的需要，各大网站纷纷开办网评专版，一大批专业的、业余的网评写手应运而生，对各种新闻热点、国内外大事、社会时弊发表议论，提出见解，发出呼吁，提出建议，对各级政府、各级部门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起到了积极地借鉴和促进作用。 一方面要建立一种负责任的意见表达机制，另一方面也应该努力营造宽松的舆论空间，让公众可以通过网络交流平台，了解监督党政机关工作的整体情况。

　　令人担心的是，是否有人把“网络问政”当成赶时髦，凭着“三分钟的热度”跟在别人后面做样子。如果只有“三分钟的热度”，“网络问政”这个新的工作方式，当然是寿命长不了的。舍弃“网络问政”，必然堵塞民声的通道，疏远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都带来不利的影响。

　　要能解决“三分钟热度”的“网络问政”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系列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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