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家就说，我吸收了多少多少劳动力。似乎这就是尽了社会责任，问题是还有没有别的社会责任?比如参与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责任。国家的分配有三个层次，一次分配是纳税、给职工发工资，二次分配是政府收了税后，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事业，包括：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和扶助弱势群体方面，体现社会公平等，三次分配是民间捐赠，我国捐赠在此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在2008年初抗震救灾中，各地各界踊跃捐款，这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检阅，相对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拿以前的情况横向比一比，可以看出，我们分三次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约占国内3%-5%，而在我国只占0.1%，而且其中还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在这种背景下，加速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促进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清楚地表明我们企业多是为富少捐甚至是为富不捐，这怎么能说中国企业家已经充分尽到社会责任呢?

　　不仅是第三次分配，就连第一次分配，中国企业家也做的不像样子，中国10%的富人收入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美国1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的80%，我国10%的富人还远远不到80%。有人保守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4500亿元，在全部税收的15%左右，因此组织、协调、计划预算是政府三个任务，也是作为民生政府，服务性政府，责任性的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

　　7. 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为其言语和行为承担责任。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所以问责制度的正当性是基于权为民所授。

　　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对其所做的一切，即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待。2003年突来的非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问责制的启动，成为中国战胜非典的转折点。在非典肆虐的时期，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长孟学良，两位省部级高管在内的上千个各级人民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利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大范围追究官员责任，战胜非典危机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政府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

　　温家宝总理在履新之日就表示，本届政府将从建立政府问责制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以罕见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主要内容，问责制度尤为突出。温家宝在报告中重申，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并且明确指出政府工作有权必有责，有错必赔偿，尤其针对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式，温家宝总理提出"四不放过"：即(1)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2)事故责任者没有严肃处理不放过;(3)广大职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4)防范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这无疑是中央政府要厉行责任追究的强烈信号，同时也表明问责制政府正在推行。与此同时，地方也加快了建立问责制度的步伐，去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公布的官员引咎辞职引起广泛关注，今年以来武汉、湖南、安徽的事件发生后，也开始实施问责制度，目前国家监察部正在拟定一个有关行政问责及党政领导问责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问责制度的政府情绪日益高。

　　8. 有为无为都是过，是过就应受到追究，2009年2月1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蓬莱市市委市政府共同出台的《蓬莱市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有错无为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公布施行，闻之令人耳目一新。有错就有过，应当受到追究，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些人在其位不履其职，不尽责，不为百姓着想，毁灭性破坏;无为即有过，无为是在误人，误事，误国，与执政为民背道而驰，与党和人民的想法相去甚远，把那些只拿俸禄不干实事，工作不作为的人撤下来并责问，同时启用那些能担当的好干部，这不仅是转变，更是老百姓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蓬莱的"问责办法"还赋予了群众话语权，通过公民投诉，举报，网上民众和人大政协的监督去完善官员的问责制，这种办法很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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