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这是民众在经济发展到一种程度后，期求自我身份得到承认的强烈心理反应。中国上世纪末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近来又积极地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地提高。长期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之后，尤其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后，中国民众长期被压抑、被贬抑的心理得到了释放，希望借此得到世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最根本的是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体现在我们独特的文化具有恒久的吸引力，这种文化的认同方能增添我们的自豪感。这种现象既不会出现在物质落后的国家，也不会出现在总体实力很强大的社会，往往出现在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具有潜力和活力的国家和社会。

　　第二、这是民众对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不够明确和社会继续进步并非信心十足的体现。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很多相应的制度并未健全，人才优势、技术优势不足，这使得人们对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感到不明确，对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自信。为了排解这种不自信情绪，为了寻求更为安全的出路，人们不自觉地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发展方向和对策。

　　第三、这是民众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全持续性的某种担忧的表现。虽然我们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但由于国际上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因素而反共、反华势力的存在，国内的某些分裂势力的存在，以及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出现的一些有损社会公平的做法，等等，使得一些人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安全存在某种担忧，希望通过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来增加安全感。

　　第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暂时“不争论”策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为了保证改革的效率和速度，对于一些短时期内纠结不清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按照“三个有利于”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标准和思路来开展我们的实践，这被实践证明是极其正确的决策。但是，当我们的主要阶段性目标实现以后，一些当初不争论的理论问题却变成了现实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腐败问题、进一步发展的目标问题等，都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传统的理论无法解决。于是，人们希望通过从文化角度来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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