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统可以解释博士对周总理的感受，却不足以刻划今日的官员。博士自己也说了，如今中美高层见面，感情上不如以前开放。毛泽东初次会见理查德·尼克松，就称尼克松为“朋友”。基辛格的解释大概很正确，这里有着天朝上国的遗风：优待那些前来觐见的蛮夷，但是改称“朋友”。如今这一“遗风”早已演变为相对平常的事务谈判。

　　基辛格博士说他曾经访问中国五十余次。《论中国》全书18章，前面用4章篇幅简述了中国古代史和当代革命史之后，接着的14章，谈的都是中美关系，从朝鲜战争直到当前。当然，是以博士亲身参与的高层关系为主，也涉及不少敏感话题。这些具体内容，读者可以看以后出版的中译本，本文下面主要讨论书末的展望。

　　什么是中美“友谊”的充分条件?

　　博士一再说中国是个独特的国家，其千年承传的文化举世无二例，中国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普世感”(cultural universality)。比如，中国与美国不同，并不认为建筑在条约之上的国际体系是本国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更倾向于传统的操纵他国、“以夷制夷”。毛泽东在上世纪70年代的欢迎“美国朋友”，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之“夷”来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夷”。那么，在苏联这个共同敌人于20年前解体之后，中美“友谊”的基础在哪里?两国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经济联系能够撑起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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