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博士其实没有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他觉得中美关系极重要又极复杂，决不能因外交闪失而堕入对抗轨道，他设想了一个“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在“共同体”大框架里，中国不必担心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围堵中国，美国也不必担心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排挤美国。只是这一理想即使可行，成效也在遥远的将来。对于当前，博士只能寄希望于两国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互相尊重和彼此商量的惯例，而且今后一茬茬的领导人都能循此惯例而逐步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但是，领导人的明智是否是中美“友谊”的充分条件?博士自然清楚知道，美国三权分立，总统的外交行动，受到国会严重掣肘。特别是代表民众的众议院，往往表现得幼稚而激进，毕竟民众都有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总统可以对这一倾向踩踩煞车，却不可能迎头抗拒。民众的意愿，在关键时刻，往往决定美国外交的选择。

　　民意决定美国外交的几个例子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时，列强要求国民政府承诺偿还清廷的外债，然后才肯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成为西方世界老大，要到二战之后;一战之前，美国的国际地位至多第五第六，排在英法德俄奥之下。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跟着列强起哄比较合算。但是美国政府收到民众大量电报来信，他们质问：我们是民主国家，现在中国人推翻了帝制，走上民主道路，我们怎么可以不支持?结果美国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列强被迫跟进。从此开始了那一代中国人对美国的特殊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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