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供一个简单的说法是，“国家收的就是税，黑社会收的就是保护费”。这就把税收与保护费的区分标准，转移到国家与黑社会的区分上。这个区分很古老，公元五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就问过，“王国与大的抢劫集团有什么区别?”更早，中国汉高祖刘邦，一个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统治者，在陆贾的解说下，终于明白，靠暴力社团打天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要被人当作正常国家，就要依正道而行(所谓“逆取而以顺守之”)。

　　国家的正道是什么，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不过，就现代国家而言，其正道的逻辑基础，显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国家经由人民公意产生，并为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

　　就财税而言，税收之所以不是保护费，不仅要关注钱是怎么收上来的，其正道的根本是关注钱怎么用，是不是经得起审查。也就是说，在现代国家，税收需要符合以下几个标准：

　　第一，在收入来源方面，一国绝大部分财政收入必须依靠大众税收，要普遍、平等、直接、规范的征收于公众的收入或财产。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基础是大众的私人财产，要毫不含糊地承认，是纳税人养活了国家，而非相反;是纳税人的钱(经由国家机构)在扶贫救灾、办公益事业，而不必对政府和官员感恩。

　　第二，支出方向方面，要体现税收“用之于民”，其用途主要是公共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这可以从财政支出的类别与比重来体现，看其支出类别是不是多为民生项目，支出比重是不是民生项目占据绝对份额。在一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财政投资于工业项目情有可原;而在一个工业化已大体完成的国家，将财政资金投到盈利性项目上，与民争利，就不能算作“用之于民”，此时体现公共利益的开支项目主要应该是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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