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城”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一是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居功自傲的情况;二是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贪图享受的情况。不幸的是，这两种情况在“进城”之后都发生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尖锐提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一使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二使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

　　的确，党的地位的变化，对坚持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很大冲击。从革命胜利，到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成为领导人民并掌握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使党能够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另一方面也使党的干部面临着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和考验。“进城”后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现象时有耳闻，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中侵犯群众利益和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些使得党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逆向发展势头。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推进的难度不断加大。

　　其次，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一大批年轻的有知识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党的肌体，使党进一步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是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标志。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党的队伍在和平年代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经受那么多的血与火的考验，党怎样把自己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已成为党的建设的一大课题。坦率地说，在党的队伍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党员队伍包括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揪心的情况。个别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糖衣炮弹”的考验，革命意志衰退甚至走向了腐败的深渊;部分同志入党前表现很好，入党后放松自我要求，逐渐同党离心离德，甚至违法乱纪;一些缺少长期党性锻炼、在关键时刻东摇西摆的人，也进入了党的队伍并成为党的干部;一些没有实际能力、只会夸夸其谈，甚至擅长阿谀奉承的人，混入了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还有一些带着私利目的、到党内捞取好处的人，也进入了党的队伍甚至平步青云成为党的干部。此外，近几年还出现了用金钱“买党票”、“买官”等现象，给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带来了更大威胁。

　　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变化的“外因”，加上这些“内因”，使党的群众工作越来越被削弱，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有的甚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官僚)，变为某些利益集团、亲朋好友或者情人的“私仆”，走向了党和群众的反面。

　　再次，群众对党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在“同一战壕”里，对党的要求主要是希望党领导他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打倒欺压和剥削他们的地主资本家。这也是党的斗争目标。因此，不管从自身的目标出发，还是从人民群众的希望出发，党都能够做好群众工作。

　　但是，在全国范围执政以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党与群众共同的斗争对象没有了(除了国际因素)。这给党开展群众工作提出了过去所没有的许多新问题。同时，由于党成为执政党，掌握着公共权力，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会把我们党作为利益需求倾诉的主要对象。这样，群众对于党的各种要求就会凸显出来。20世纪50年代，这一情况就已经出现。在改革开放年代，这一特点则更突出。人民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上的诉求，只能向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反映;征地、拆迁等直接触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群众也会更多地把矛盾追究到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身上。这些情况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没有的，是我们今天开展群众工作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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