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中国的垃圾现状，存在着几个“脱节”——回收利用与处理脱节;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脱节;运营管理和环保监管脱节。

　　回收体系散落民间，没有有效的规范管理，得不出回收利用率的数据;投资建设和运行管理不是一拨人、不是一个部门;日常运行管理和环保监督又是两套人马，没有有机联系。全社会都希望实现一个较高的标准，经常讲欧盟的标准，越发凸显中国管理机制上的明显矛盾。

　　现实挑战远不仅限于此。我国能够检测二恶英的实验室极少，一个样品的分析测试就需花费近万元人民币。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曾这样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50米×25米×2米)装满大米，然后要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于是，虽然国家制订了相应标准，但由于种种限制，对所有垃圾电厂进行全面有效监测是不太可能的。

　　徐海云还在《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发展状况综述》中提到：“目前我国运行的依靠加煤混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90%以上属于‘小火电’类型的发电厂。目前在建和规划在建的这类垃圾电厂还有几十座。它们中90%以上都不符合《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却都获得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的认定，享受了补贴，这其中难免有国家利益向个人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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