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屡屡挨打，山河破碎，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思索救国之路。先之以“师夷之长技”，仿学西方科学技术;继之以改制，试图改变君主专制政体，结果都是不得要领。

　　为期30余年的洋务运动还抵挡不了后来居上的日本挑衅，“东方大国”的体面荡然无存，朝野呼应的戊戌变法虽然并没有把开国会、立宪法的君主立宪方案纳入百日维新的日程，却也被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成为宫廷权力格斗的牺牲品，康梁师徒亡命他邦，谭嗣同等人血染菜市口，顽固守旧势力反攻倒算，沉渣泛起。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还想利用赤手空拳的义和团，围攻列强在京使馆区，挑起国际争端，给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提供口实，《辛丑条约》对中国人民的压榨空前加大，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话说：“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庚子之变逼迫清朝统治者推行全方位的改革，即史书所说的“新政”，也促使更多的国人同情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运动。孙中山就说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全国舆论责骂“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的特别多，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就明显增加了“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者，让孙中山看到“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若以群体而论，投入反清革命活动最多的主要是留日学生、新式学堂学生、新军官兵与会党;若以年龄论，大多属于20～26岁的年轻人，无论是武器的批判，还是批判的武器，他们血气方刚，冲锋在前，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历代优秀青年总是属于那些自觉地把个人前途同国家前途连在一起的人。生于1887年的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留书爱妻：“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只好舍家赴死。生于1885年的文学社与武昌起义实际负责人刘复基则不谈婚恋，一心革命，还把母亲送回老家湖南常德，离开军营专做职业革命家，把自己的租房建成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的总机关， 亲手制订武昌起义计划，“官方意在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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