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辛亥革命不仅要推翻延续中国268年的清朝腐朽统治，还要推翻延续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制，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其难度可想而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以国情为起点，以欧美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参照，勇于思索，构建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与“五权宪法”，还有部分革命前贤基于革命建国的实际需要，以远见卓识饱读中外文献，苦攻难题，年仅21岁就出任华兴会副会长的中国同盟会第三号人物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只要翻开宋教仁的日记，就不难发现，流亡日本的作者记载最多的不是购书、读书，就是译书、写书，他好学多思、力戒浮躁，还摘抄许多克己修身的语录，奋发向上的理想追求与以心主物的处世哲学掺杂其间，其中尤以王阳明的心学占主导地位，王氏那“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与宋教仁原有的革命精神相结合，组合成个人英雄主义，促使他完成由倾慕革命英雄向争当建设干才的心理转变，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去争扮主人翁的角色。

　　还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宋教仁就一再强调破坏与建设二者并重，他还提醒周围的战友：“四川、两湖、两广、云南各省同志，都积极进行，大约一两年中，一定有大举。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其先见之明却是如此真切。可以说，在新生政权的宪政与法制建设上，宋教仁考虑得比孙中山和黄兴还要周密。辛亥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筹备时，宋教仁继陈炯明为起义统筹部编制课课长，“凡文告、约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之设施，纲举目张，累累备载”，都出自宋教仁“事前所手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又携这三巨册革命文件潜回上海《民立报》报馆，以备来日。及至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他又把这些文件背到首义之区，赶紧起草我国第一部革命宪法性质的文件《鄂州约法》。正如有的香港学者所言，约法起草时间十分短促，“但约法的内容却相当完整，而且亦能表现一部民主共和宪法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宋教仁的内阁制思想，更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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