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千百年来，无论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地主制经济，都是中国君主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民主”一词虽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里早已有之，那也不啻是“人主”、“君主”、“民之主”或“为民作主”之代名词，它同西方政治学说中的“民主”(Democracy)即“人民当家作主”之义隔若霄壤。

　　风尘仆仆留学归来的新式反清志士平时所宣传的民主思想都是从西方革命前辈留下的历史遗产中挑选出来的，并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当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美国《独立周报》的社论就发出疑问，一个习于墨守成规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以成为一个共和国吗?”另一家报纸也认为，“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与日月星宿同辉，在这样的观念下根本不存在共和制度滋长的土壤”。美国舆论的疑问和判断充分暴露了自以为独占“自由女神”的美国人所具有的那分优越感和轻蔑感，但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而且举步维艰的近代中国来说，由小农文明所托起的纲常名教还颇有市场，与资本主义文明相适应的近代民权政治还不曾成为多数民众自觉向往和奋力追求的伟大目标，即将新生的民主立宪之果还不完全是瓜熟蒂落所致，这又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民族危机的阵阵紧逼中匆匆踏上民主革命征途的辛亥先驱们不可能等着这些条件全都成熟后再来革命，正如孙中山在1905年回答严复时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G·肖伯纳说，取得成功的人就是那些努力寻找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孙中山等人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推出刷新史册的政治革命。丘吉尔说：“我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现代英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丘吉尔是如此，近代中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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