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是的。但有一个区别值得注意，我认为苏联的革命者没有中国的革命者那么能够利用文化资源。

　　于建嵘：利用传统文化?

　　裴宜理：也不只是传统，中国人也利用从苏联吸收和模仿的文化，从各式各样的来源吸收养分。比方说刘春华后来告诉西方的艺术学家，他创作“毛主席去安源”那个油画时，受到西方宗教性油画的影响，他当然是在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资源，意大利的、苏联的、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们知道这个文化资源的力量。这一点，斯大林和列宁，比不上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列宁和斯大林都经常说，俄国老百姓的文化没什么好东西，一直在否认俄国民间的东西。而且他们的革命很短，没有那种经验;中国的革命则持续很长时间，从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中国政治家用很长时间来学习怎么以文化来动员人民。我觉得，这也影响了革命者建立国家之后利用文化的方法。中国的领导人也好，一些部门也好，比较知道怎么利用文化资源来动员人家。但是，他们对这个事非常疑惑，有时候非常矛盾，比方说有时毛泽东批评孔子，有时说孔子的好话。但无论如何，他们一直重视文化的动员力。

　　三、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

　　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界限不清、社会缺少规则、个人依附于体制不能独立，人民就会缺少安全感，从而丧失真正的尊严感。

　　于建嵘：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其在经济管理上的表现，尤其在西方的经济危机之后，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裴宜理：政治合法性这个概念是从韦伯那里来的。韦伯的意思是，如果政府有合法性，即使它经济表现不好，人家还会支持它。所以韦伯说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合法性，一种来自于传统，一种来自于魅力型的领袖，一种来自于理性化的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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