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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相关部门的认识不统一是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之一。”赵建聪透露，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社团组织等都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但是检察院积极性不够，因为涉及成本问题，在诉讼地位上也有矛盾，如判决驳回了，是抗诉还是上诉?目前最能代表团体的律师界，如律师协会，在公益诉讼主体上也存在涉及成本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怎样获得授权的法律障碍。

　　“在实践中，光操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麻烦。”据他透露，在不久前的有关水资源司法保护研讨会上，仅涉及的管辖问题，就有着很多争议。“很多水环境污染都是流域性的，跨越了行政管辖区域的界限，例如太湖的问题，就涉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无锡区域的太湖水质问题，涉及了常州、无锡、苏州、湖州等多个地市，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即使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如在一个流域内通过指定相关海事法院管辖审理，也同样面临着审判力量不足、取证不及时、管辖范围过大的问题。”

　　据无锡中院环保法庭法官分析，还有一个可能是，企业的排污已经造成了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污染造成的隐性损害暂时还没有暴露。另外，目前对水环境污染等直接损害自然人的损害程度，还缺乏一些科学的根据。

　　2007年5月，太湖蓝藻暴发，引发无锡市百万居民饮用水危机。“蓝藻究竟会给个体健康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普通公民往往不具备用专业技术和装备检测、举证的能力，目前又没有独立的中介机构和环保组织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这些都给司法认定损害程度和赔偿标准造成了极大难度。”这位法官说。

　　6.面对那些损害整体环境利益的污染者，法律真的能够“药到病除”吗?黄田港村村民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样的案子，告到包青天手里才有用!”黄田港村冷老太太，完全不相信打官司能让码头整改。

　　环境污染案件判决和执行之难，在以往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中，显露无遗。由于制造污染的企业，往往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法院在审理案件和执行对制造污染企业的判决中，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干扰。法律在GDP面前，常常偃旗息鼓。

　　福建“屏南绿色之家”会长张长建，最能体会污染官司打起来有多难。屏南是福建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上世纪90年代，县城里建起一座生产氯酸盐的化工企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化工厂与县城居民为邻，“距离县政府只有1公里”。

　　当地居民发现，化工厂制造的污染，造成周边植被死亡，当地癌症高发。经过上访、媒体曝光，化工厂污染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继续扩建。后来，污染受害者得到了王灿发教授负责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

　　“2002年11月立案，一直拖到2005年才开庭。这么久不开庭的原因，说是找不到鉴定机构来做污染鉴定。”张长建是受害者之一，本来，因为得到专业律师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对走法律途径充满了信心，但立案后石沉大海的局面，让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法院一审判决工厂停止侵害，赔偿受害者24万多元。受害者们对判决不满，认为“停止侵害”这样的要求太过空洞，没有执行力，向福建高院上诉，高院最终维持了原判。

　　“污染没有停止，他们马上还要扩建第三期工程。”张长建认为，一场耗时3年的官司，并没有解决化工厂污染问题。打完官司以后，张长建最大的感受是：“怕打官司了，时间太长，精力、财力都耗不起。”

　　7.对于让无关的第三方个人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目前法院每人每年需审理案件二三百起，如果允许个人进行公益诉讼，管“闲事”前来诉讼的人会太多，工作量难以应付。而已经成立了环保法庭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赵建聪也表示，没有给予个人诉讼主体资格，主要是考虑到可能存在个人滥诉以及当前法院面临的繁重审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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