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楼村是个纯农业村，全村182户612口人。住在村东头的谢秀芹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所带来的，不仅有广大农民负担的减轻，还有农村社会生态的悄然变化，广大农村土地上的一个重要群体——村干部的权威，也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而面临挑战。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村，清瘦的村委会主任王叶刚猛吸了口烟，眨巴着眼睛，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叶刚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行走各地，记者深深感受到，中国的乡村如今所发生的变化，可谓前所未有——乡村再也不是宗族式的乡村、集体农庄式的乡村，也许，一个“散”字，可以道尽乡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

　　村庄散了。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乡村合并造就了不少动辄数千人的超级大村。村子大了，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谁，村干部也不知道村民住哪里。

　　人散了。产业分工使得农村不再只有纯农民，还有工人、农民工、小商贩、企业家等等，他们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乡间流行的语录是“有田有钱不靠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挣钱不理你，出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闹死你”。

　　经济纽带散了。以往，“催粮要款”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一种权力，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由“收钱”转为“发钱”，尤其是粮食直补等惠农资金如今都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等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村干部与村民的经济纽带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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